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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洛多维科(LodovicoSforza,1476—1500),米兰公爵;1499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在位:1498—1515)同威尼斯人结盟,9月11日法军攻占米兰,洛多维科逃亡德国。威尼斯人亦分占米兰公国的三分之一。次年2月在反法国军队的米兰了,因为原先给法国国王打开城门的人民,后来察觉到他们的见解和他们曾经期待将来获得的利益都是上当受骗的,他们不能够忍受新君主的折磨了。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但是,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战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而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象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据说[5],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效法阿基里斯,恺撒[6]效法亚历山大,西奇比奥[7]效法居鲁士。谁读色诺芬[8]所写的居鲁士王的生平,谁就会从西奇比奥的生平看到他效仿居鲁士给自己带来多大光荣,同时在纯洁、和蔼、仁慈、宽宏大量方面,西奇比奥同色诺芬所描述的关于居鲁士的特性多么吻合。澳门葡亰平台游戏2927[2]卢卡神父(PreteLucaRinaldi)是马西米利阿诺的大使,1507年马基雅维里出使时直接认识。

澳门葡亰平台游戏2927[3]马基雅维里在此处引用的人物,除居鲁士一人外;其他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西方学者对此有各种评论。但是这些传说中的某些人物及其事迹并不能肯定全部是没有历史根据的。特别是从西欧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传说中和宗教上的人物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的地位,马基雅维里的例示与分析显然会产生吸引人的效果和特殊的说服力。例如,在意大利我们就有费拉拉公爵[2]。其所以能够抵御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1510年教皇朱利奥[3]的侵袭,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此外更无其他原因[4]。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次变革留下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的。在这里必须注意:象这一类的死亡,是他人下定决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够加害于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这种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着太害怕这种死亡,因为这样死去毕竟是极罕见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严重地损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为国家辛劳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诺之所为——安托尼诺把一个“百人队”队长的兄弟凌辱备致地杀死了,以后每日还对这个“百人队”队长加以威胁,但是安托尼诺仍然继续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队长。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这是一种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殒灭。

但是,由于这种国家是依靠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更高的力量支持的,我就不再谈论它了;因为这种国家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与维护的,如果议论它,就是僭妄的冒失鬼的行为。盛衰的变化亦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采取谨慎、耐心的方式行动,时间与事态的发展情况说明他的行动是合适的,那末他就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时间与事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作法。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因此一个谨慎的人,到了需要采取迅猛行动的时候,他不知所措,结果他就毁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格,那末命运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些重要的例证之外,我想增添一个较小的例证。它同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而且我认为这个例证可以作为所有其他这样一类事例的代表,这就是锡拉库萨的耶罗内[7]。他从平民一跃而为锡拉库萨的君主;他除了抓着时机之外并没有依靠其他什么幸运。因为锡拉库萨人当时遭受压迫,于是选择他作为他们的军事首领,后来由于崇德报功便把他拥立为王。他甚至在身为平民的时候就有巨大的能力,以至一个论述他的人说道:“他做国王,除需要有领土之外,本身无所不备”[8]。他解散了旧的军队,组织新的军队,抛弃了旧的友谊,另缔新交。由于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军队,他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厦。因此,虽然他在取得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国的时候,就很少困难了。澳门葡亰平台游戏2927但是当一位君主取得一个新的国家,如同新肢接合于他的旧肢体那样,那就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时就是拥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后者,也必须看时间和机会,使他们变得柔弱和软化;并且必须进行安排,使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的旧国家里靠拢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

[4]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塞韦罗想要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在这之后,他还有两项困难。其一在亚洲,亚洲军队的统帅尼格罗[18]已在那里自己称帝;其二在西方,有个阿尔皮诺[19]在那里,正在执政,也觊觎帝国。[13]皮蒂利亚诺伯爵(ContediPitigliano),名尼科洛·奥尔西尼(NicolòOrsini,1442—1510),雇佣军将领,为威尼斯作战,1509在维拉(Vaila)之役惨败,后死去。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dello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

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俱来。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2],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为着回答这类反对意见,我想讨论一下某些皇帝的品质,并且证明他们灭亡的原因同我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并无不同之处。同时我想把研究那个时代的行动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提出来讨论一下。

现在谁要是仔细研究塞韦罗的行为的话,就会察觉塞韦罗既是一头最凶猛的狮子又是一只极狡猾的狐狸,并且还会发觉他受到每个人的敬畏,同时军人并不憎恨他。他作为一个新人物,却能够很好地保持这个帝国,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享有的最高的声誉,使他能够始终抵消人民由于他的掠夺行为可能产生的憎恨。[2]此处指公元前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各国历史情况。当时雅典建立了所谓“三十专制者”的政府,这些专制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之后又采取同样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国的贝洛皮达斯(Pelopidas)把十名专制者搞掉了。澳门葡亰平台游戏2927[5]科隆内(Colonnesi)家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居统治地位的家族,在军界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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